为啥收入分配改革搞了40年，不满情绪反而更强烈了？——未来怎么办？（深刻）

Original 王德培福卡智库 2022-06-10

摘要

劳动分配的理论基础已经被肢解、颠覆，还纠缠于劳动分配很可能南辕北辙。同时，社会矛盾的变化也意味着劳动分配将愈来愈不合时宜。

政策盘点：

2018年1月起，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基础养老金水平调增5%，实现“十四连涨”，并建立了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待遇正常调整机制。
3月22日，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大力提高高技能领军人才待遇水平；实施工资激励计划，提高技术工人收入水平；构建技能形成与提升体系，支持技术工人凭技能提高待遇。
4月26日，发改委印发《2018年收入分配重点工作》。《重点工作》包含四大方面共20项工作，指出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包括深化城乡居民增收试点、完善技术工人激励政策、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着力增加农民收入。
5月2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深化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岗位和紧缺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倾斜。
2017年，绝大多数影视上市公司的市值继续缩水，整个行业的市值蒸发超过1100亿。

种种迹象表明，国家层面在收入分配领域开始发力。

根据媒体上的总结：“今年上半年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方面动作频频，比如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推进城乡居民增收试点，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等。”

“展望下半年，收入分配领域仍有多场重头戏值得期待。针对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科研人员、央企经营管理人员四大群体，有望出炉更完善的激励政策和增收细则。税收、社保、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配套改革也会加快落地。”

其实，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搞了40年，也不断有专家学者总结收入分配改革的各种成果。但不容否定的是，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人们对收入分配制度的不满也在与日俱增，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屡遭诟病。

如今，国家再次发力收入分配，显然也意在化解矛盾，让收入分配制度切实起到“提升劳动者幸福感安全感”的作用。

按劳分配原则已经难以化解今天的矛盾

不可否认，政府加大对收入分配的投入力度，将一定程度对冲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矛盾。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政府调控收入分配的能力正在不断钝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奉行按劳分配为主的理论和原则，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收入分配制度确实能够发挥有效作用，毕竟当时多数百姓主要是根据劳动成果获得工资报酬等收入，参与社会分配。

然而，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按劳分配的理论根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被肢解、颠覆，从而使得建立在按劳分配基础上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有效性趋向消解。

因为，当社会价值创造的源泉从一般性、常规性劳动转向突破性劳动，如创新，社会财富便以倍数效应向这些拥有突破性能量的劳动者集中。如此，这两类劳动者间的收入差距势必如“鸿沟”，而税收、转移支付等调节手段在弥合两者的收入差距方面作用式微。

同时，当创新愈来愈依赖资本，资本持有者通过投入创新，攫取创新红利，也使得其资本及财富实现倍速增长。

此外，还有一些人通过金融“魔术”，让钱生钱，其财富的累积效应又岂是那些靠“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的普通劳动者可望其项背的？

更何况当财产、财富本身也参与社会分配过程，其结果多半是“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这其中的差距又如何能通过劳动分配来解决？

显然，基于劳动的收入分配已被釜底抽薪，还在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上做文章，除了能短暂抚慰民心，结果很可能是费力不讨好，而寄望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实现藏富于民更是过于理想化。

从劳动分配到生活分配势在必行

实质上，社会矛盾的切换已经要求分配的重点从收入转移。

以前，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这个阶段，解决百姓的收入问题自然是题中之义。

而当下，随着社会的阶层分化，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也已分化，体现在分配领域，穷人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有所保障，富人希望能够保证财富安全，不被“打劫”，不穷不富的人则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公平的就业或财富积累的机会。

然而，这些不同类的利益诉求尚缺乏一个统一的“应诉”平台，某些利益诉求要么被漠视要么遭遇挤压。由此，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转化为各阶层利益诉求缺乏公正平等的解决平台。

在这种情况下，还纠结在劳动分配上显然是牛头不对马嘴。分配制度的核心势必要转向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保障不同利益群体的合法权利，同时，把分配的重心转向对生活困难群体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上，即进行生活分配。

对此，2013年发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已有所触及，几乎面面俱到的35条显然在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的同时，意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而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对困难群体的救助和帮扶条款，则属生活分配。

只是，总体来说，时至今日，分配思路还局限在劳动分配上，在左平右衡的政策风格下，在生活分配上表现得还不鲜明。

不过，在生活分配的实践层面，国内其实已经有所作为，比较典型的就是上海多年前就已经推行的“4050”工程，通过采取一些政府引导性手段，比如对用人单位按规定招用“4050”人员给与社会保险补贴，开发公益性岗位安排“4050”就业，如一些交通协管员就属此类，从而解决这部分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就业问题。

此外，各类失业补贴、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各地为残障人士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以及就业扶持政策等，都属于典型的生活分配，以满足相关人员的基本生存之需。

但总体上，国内在生活分配方面还处于初期阶段，覆盖面以及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远不能满足社会在这方面的需求。

而随着中国老龄社会的逼近，市场化越过临界点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贫富悬殊问题日益尖锐，以及当下的社会基本矛盾加剧，分配思路的转变将被迫兑现，今天的劳动分配将不得不全面向生活分配切换。

长远来看，生活分配的空间也是有限的

当然，一旦生活分配全面铺开，另外一个麻烦也将随之而来，即政府的生活分配能力其实也是有限的，用生活分配来解决人们的生存需要注定是无解的。更大范围的生活分配意味着更多的财力支撑。

然而，目前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财力就严重不足。尽管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已达到11%左右，还远远不能满足全社会的社会保障需求。

单从养老金来看，近年来不断被敲“警钟”。2016年末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提出，2015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计记账额（即“空账”）达到4.7万亿元。而当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额只有3.5万亿。不过，后来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从全国情况来看，养老金的总收入大于总支出，还有不少结余。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总体有盈余的同时，“入不敷出”的省份在增加。

而2005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关于中国未来养老金收支缺口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到2075年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如果再算上医疗保险和穷困救助的帐，国家财力支撑缺口就更大了。

这还没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未来各项保障资金的发放能否抵御通货膨胀的威胁还是个未知数。

此外，政府在民生需求和压力下，很容易走过头，比如欧洲的高福利制度，究其实质，就是生活分配“走火入魔”，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享受不但滋生了懒汉思维，毁坏社会公平和效率，而且本身也难以为继。显然，中国不能重走欧洲的老路。

精神分配终将走向台前——生活分配在于“保底”

退一步来讲，即便财力允许，生活分配也不能够满足未来人们的分配需求。

毕竟，说白了，生活分配就是“兜底”，保障缺乏生活能力的群体的基本物质之需，让其活命。这就意味着这些群体在物质需求方面的差异化已经被抹平。

鉴此，满足人们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并弥合那些主要依赖生活分配活命的人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物质落差的要求就将不断显化。

而此时在物质需求方面已经没有空间，精神需求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分配必然会走到“台前”。所谓精神分配，就是在充分满足和挖掘人们精神需求的同时，刺激精神产品和精神财富的生产。

此外，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式登堂入室也将是促动精神分配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机器代替人，使得劳动人口过剩，大量人口被赶入失业大军的同时，人类也将从物质生产中解放出来，更多地去从事精神生产。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分配也将向精神分配转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生活分配被废弃，而是在生活分配“保底”的情况下，激活精神分配。

由此来看，分配方式的转变有其历史发展必然性，有关部门在主导社会分配时也需与时俱进，未雨绸缪。

鉴于目前生活分配已经开启，而在精神分配方面还是个空白，社会尚未认识到精神分配的必要性，未来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适当着手开展精神分配，这样既可以填补收入分配的“不力”之处，还可以为将来做好铺垫。